疫情暴发以来，全球疫情已经严重影响了我国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发展。后疫情时代我国汉语国际教育如何发展？我们围绕“后疫情时代汉语国际教育的发展瓶颈与对策”这个话题，采用笔谈形式进行专题讨论。参加笔谈的有湛江科技学院文化传媒学院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孙汝建、杨晓宇、张立颖、李丽青、贺岩、邓俊峰、吴洁等七位老师。本文涉及7个问题：1.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如何办出特色；2.疫情下的孔子学院在荆棘中稳步前行；3.后疫情时代的汉语国际教育；4.后疫情下的汉语国际教育的发展；5.后疫情时代对外汉语教学的具体措施；6.后疫情时代对外汉语的“教材外交”；7.研制简明汉语 以语言服务社会。

孙汝建：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如何办出特色

在后疫情时代，国内的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应该更加注重特色建设。一是要坚持“一元主导，多元交融”的定位；二是夯实汉语言文学的专业基础；三是与华文教育专业对接。

“一元主导，多元交融”是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最基本的特色定位。所谓“一元主导”就是以汉语、汉字、汉文化为主导，夯实汉语言文学的专业基础。所谓“多元交融”就是多元文化互为补充。要学好一门外语，同时了解世界的主流文化。“汉教”专业的培养目标可以概括为“三汉一精”。“三汉”就是汉语、汉字、汉文化，“一精”就是精通一门外语。此外，“汉教”专业还要培养学生的特长，尽量做到人人有特长，有的还不止一个特长。或擅长历史典籍，或擅长诗词歌赋，或擅长成语典故，或擅长汉唐文化，或擅长琴棋书画唱，或擅长甲骨文辨识，或擅长繁体字书写，或擅长中文写作，或擅长书法艺术，或擅长辩论大赛，等等。在汉语、汉字、汉文化的知识基础上，在“听、说、读、写、译”的能力上，在“汉教”专业相关的才艺上，知识扎实一点，能力强一点特长多一点。“汉教”专业的学生就会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由面到片，用知识、能力、才艺照亮语言文化交流的天空，这样，“汉教”专业的个性特色就鲜明了。

汉语、汉字、汉文化具有魅力和韵味，但不要误以为“魅力和韵味”只有汉语、汉字、汉文化才有，世界上其他语言、文字、文化有些也是很有魅力和韵味的。魅力和韵味是比较出来的，没有比较就没有特点，没有比较就没有特色。有一次我去一所高校参加本科教学工作评估，校长介绍他们的教学楼时说这个教学楼是亚洲第一长的教学楼。我问他：“第二长的教学楼在哪个大学？”校长却无言以答。我想：“既然不知道谁是第二，怎么会知道自己是第一呢？”各国的语言文化也有类似的情行，世界各民族的语言文化好像从来没有举办过“选美”大赛，有人讲法语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有人讲日语作为音节语言也很美。其实，但凡处于第一方阵的语言文化都会各显其美，问题是从来没有人给世界上的语言文化排过方阵，语言文化只有强势和弱势之别。我们对母语的感情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可以自信的，但如果过于感情用事，夸哪种语言文化最美，这既没有科学依据也容易引起矛盾，如果在留学生的课堂上讨论这个话题，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就会议论纷纷，乃至会发生纠纷。在老百姓中讲讲可以增强民族自豪感，但如果“汉教”专业师生、社会语言学研究者讲这种话也许就会受到种种责疑。以往对各民族语言文化的比较往往注重差异性，其实不同的语言文化之间还有共同性。由于人类思维具有共同性，才奠定了翻译的基础，由于各种语言文化有差异性，也才有翻译的必要。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着眼于人类的共同性，同时也尊重差异性。从打的方面说，我国宪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都规定各民族平等，包括语言文字的平等并为少数民族创制文字，翻开我国语言文字规范史，处处体现出民族平等、语言文字平等。推广普通话是为了族际沟通，并不是体现民族语言谁优谁劣。

汉语国际教育与华文教育相互依存。从教学对象看，汉语国际教育是以外国学生为教学对象的，华文教育是以海外华人华侨后裔为教学对象的。汉语国际教育与华文教育不单纯是专业问题，但也是海外统战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华文教育与汉语国际教育具有“专业+事业”的性质。汉语国际教育与华文教育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及人文情怀，体现着文化软实力的渗透性。

汉语海外传播历史悠久，也曾在东亚地区形成了长达两千多年的汉字文化圈，可是有一种说法：“在近代汉字文化圈解体之前，汉语汉字始终处于一种‘输出’地位，并且是以周边国家主动学习的方式为主”。

对此，我的看法是：“输出”是单向的，而“交流”才是双向的。汉语国际教育与其说是“输出”，还不如说是“交流”。汉语国际教育不完全是单向的汉语、汉字、汉文化的输出，而是双向的交流，我们在输出的同时也在甄别、比较和研究留学生所在国家的语言、文字、文化状况。

从汉语的社会内部看，我国有56个民族，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语言，但各民族不一定都有自己的文字。研究表明：56个民族有73种民族语言，但只有23种文字。《爱我中华》中有一段唱词：“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枝花，五十六种语言汇成一句话，爱我中华，爱我中华，爱我中华！”这里的“五十六种语言汇成一句话”，如果根据语言事实说话，就应该把“种”改成“族”，这样改才符合我国国情。我国各民族之间长期存在着语言文化的交流和交融问题，各民族内部成员之间的交流可以用自己民族的语言文字，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只要对方能听得懂看得懂就行。但各民族之间交流，就要求使用汉民共同语——普通话，使用规范汉字。当然，交流相对容易一些，而交融就比较难了。

从汉语的对外交流看，我国作为一个大国与其他国家在语言文化交流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我不太赞成用“输出”“融合”这类词儿，我更倾向于用“交流”，因为最终能否“融合”还有漫长而崎岖的“心路”要走。

“输出”是单向的，向谁输出？为什么要输出？“融合”是谁融合谁？融合别人还是被别人融合？被别人融合肯定不是我们输出的目的，那么谁融合谁呢？这类问题很容易引起别人的误解和逆反乃至抵制，所以，我讲最终能否“融合”还有漫长而崎岖的“心路”要走。

“交流”是双向的，既平等又平和，容易被对方接受。以前这方面的管理工作一直由“孔子学院总部”和“国家汉办”负责，前不久这个机构更名为“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了，在机构名称中把“文化”拿掉了。2002年“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改名为“北京语言大学”，也把“文化”拿掉了。这是很智慧的做法。表面看来“文化”淡出了，其实，文化与语言的关系是：语言是文化传播与传承的工具，又是文化的一种形态，语言背后是有东西的，这个“东西”就是文化。让“文化”淡出是国策，反映了国家的智慧，值得点赞。

十年前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汉语国际交流以“谁”为主导？》，回顾了我国和其他国家语言文化交流的历史。汉语国际教育有三个主导：一是以政府为主导；二是以文化为主导；三是以语言为主导。我提出应该以语言为主导，让“政府”和“文化”淡出，或者若隐若现，这更有利于汉语国际交流与合作。

后疫情时代的汉语国际交流与合作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要认真研究汉语国际交流的变数与困境，寻求新对策、对症下药是当务之急。目前中美关系处于冰点自不待言，即使属于汉字文化圈内的国家也不是铁桶一块，因为社会制度不同，文化形态不同，意识形态不同，价值观不同。

汉语国际教育也属于国际关系的一部分，对未来国际关系的发展走向进行跟踪研究是我们面临的新挑战，也是亟待研究的新课题。有党和国家的政治智慧，国际关系总会破冰的。因为国际交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国家之间磕磕碰碰的事情总是难免的，关键是如何及时管控，历史发展的车轮滚滚向前，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国际交流与合作，语言文化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也是如此。这也得益于我们国策的与时俱进，“让五星红旗插遍全球！”“让全世界都来讲中国话”，那种狭隘的感情用事的虚幻狂热时代毕竟已经过去，而代之以平和的平等的文化交流已经彰显出极大的理性和智慧。

杨晓宇：疫情下的孔子学院在荆棘中稳步前行

作为中国向世界教授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机构，孔子学院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在荆棘中艰难前行。新冠疫情在全世界的暴发及其持续性的影响，使孔子学院的发展道阻且长。因此克服新冠疫情对孔子学院的负面影响使其稳步前行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具体有以下应对策略。

第一，树立国际化的发展理念。孔子学院采用中国与国外高校合作办学的体制，国家与地区间的文化差异及制度差异使其办学过程中存在诸多矛盾，急需统一的、国际化的发展理念。因此，孔子学院的发展应该从语言学习、文化交流等中观层面向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化等宏观命题拓展，正如崔希亮（2018）所说：要具有国际视野、要按照国际通行的规约办事、要吸收人类文明的养分、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有为全人类共同服务的意识。

第二，探索体系化的管理体制和机制。由于孔子学院分布地域广泛，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基本国情和教育现实差异较大，需进行差异化管理。但是从长远发展来看，我们还需借鉴法语联盟、英国文化委员会、歌德学院等机构的管理经验，实现管理体制机制的体系化。

第三，增强海外舆情分析。宁继鸣（2018）曾指出孔子学院的形象与海外权威或关键人物对其的解读有关，他们的看法会影响公众对孔子学院的理解。由于我们对海外舆情关注不够，因此吃了许多哑巴亏，这迫使我们需对海外官方权威媒体的报道进行深刻的话语分析，及时、全面了解当地公众对孔子学院的认知情况，优化传播路径和传播方式。如在海外疫情仍旧蔓延的情况下，探索如何将中国的抗疫经验以他们更容易接受的方式进行报道。

第四，强化师资队伍建设，构建畅通的就业渠道。随着全世界“汉语热”浪潮的掀起，国内诸多高校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毕业生，但就业渠道并不畅通，如国内高校就业门槛较高，中小学开设国际班的数量有限，国内人才吸纳能力小；国外由于各种限制提供的就业岗位有限，孔子学院虽吸收志愿者教师任教，但数量有限，且志愿者还要面临回国后的二次就业问题，国外就业状况不佳，导致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人才供需不平衡的状况持续存在，这对师资队伍的培养极其不利。新冠疫情的暴发使得这种状况更加雪上加霜，国内师资队伍出不去，国外汉语教师需求缩水。面对这种境况，我们应以此为契机，强化师资队伍建设，一方面，对教师进行汉语知识、中国文化知识、国际关系知识等专业素养和教学技能、信息素养、外语能力、危机公关处理等技能素养等进行全方位的训练，强化汉语国际教育教师的各项专业技能；另一方面，发挥政府和企业的作用，加强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尤其是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疏通和拓宽就业渠道。

第五，探索数字化的教学方式，促进教学资源互利共享。目前我国境内新冠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绝大多数学校已经恢复了线下授课，但是海外疫情仍不乐观，线下授课成为奢望。那么如何改进线上教学方式、提高线上授课效果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新冠疫情暴发后，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在教学方式上进行了各种有益探索，开展了丰富多样的线上课程，如利用钉钉、ZOOM、网络孔子学院、Coursera等学习平台进行同步或异步教学。当然，这种授课方式也面临诸多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如网络环境不稳定问题、时差等问题，教师信息技术使用能力不足，新的教育信息技术并不能完全适用语言教学需求等问题。面对上述问题，我们需要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如建设专门针对汉语教学的网络平台；探索虚拟教学环境下的语言教学规律；增加教师线上教学技能的专业培训；加强国际间的合作，建立互利共享的教学资源等。

总之，新冠疫情的暴发，给孔子学院的发展提出了巨大挑战，如何推动全球范围内的汉语教学？面对风云多变的国际形势，孔子学院如何进行自身角色的定位？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下，孔子学院如何挑起自身的责任，让世界更加理解和接受中国和中国文化？都是我们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需要做到未雨绸缪，使孔子学院在荆棘中稳步前行。

张立颖：后疫情时代的汉语国际教育

2020年终将是会被载入史册的一年，年初暴发的新冠病毒疫情席卷全球。直到现在，每天感染和死亡的人数仍在不断地攀升。随着疫情的蔓延，全球的整体格局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托马斯·弗里德曼表示，可以把全球历史分为新冠疫情前时代和新冠疫情后时代。这次疫情未能有人可以幸免于难，我们都必将在疫情的冲击下砥砺前行。那么在这次疫情的影响下，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将会面临怎样的挑战呢？

首先，新冠疫情的到来对全球的经济给予重创。全球经济不景气，使得很多国家的资金出现困难，众多的企业倒闭，出现大量的失业人员，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来华学习汉语的人数，使得很多人放弃原本的留学计划；同时，对于国内打算出去的志愿者和孔院的外派教师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由于国外可能会削减在汉语学习方面的资金投入，导致他们可能延期出国或者不能出国任教。

其次，疫情也使得国际格局发生了变化。中美关系的不和谐因素增多，美国正在大规模的撤销或者关闭孔子学院，这也使得汉语在美国的传播举步维艰。

最后，突如其来的疫情使我们被迫转变上课方式，由以前的课堂式的面对面的教学像线上教学转变。线上教学可以不受空间的限制，但不能保证它的教学效果。

针对疫情给汉语国际教育专业造成的影响，我们可以采取以下对策：

首先，我们可以调整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输出目标。长期以来，我们总是倾向于在美国、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建立我们的孔子学院基地或者派出更多的志愿者，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发达国家自身具有众多的优势，他有足够的资金可以发展汉语事业（前提是他想发展的话）。因此，我们可以将目标集中于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大多数，如果将大量的资金、设备等投入到发展中国家，更有利于发展我们的汉语事业。

其次，对于汉语国际教育的发展，主要的支撑力量应该是高等学校。面临近几年大量孔子学院被撤，以及外界对孔子学院质疑的声音，更加确定了我们的依托机构是有一定问题的。

最后，我们应该大力开发网络教育资源。一方面，主要依靠网络教学平台来实现；另一方面，主要依靠网络教学软件来实现。如中国大学MOOC、超星学习通、云班课、雨课堂、钉钉、腾讯课堂、企业微信等国内线上学习平台等；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授课模式，如直播课、录播课、慕课、远程指导，越来越多的教学模式，如PBL（problem based learning基于问题的学习）、BOPPPS（包含导言bridge-in、目标outcome、前测pre-assesment、参与式学习participatory-learning、后测post-assesment、总结summary六环节教学法）、对分课堂等；好多学校教室里还安装了“嘉课堂”“雨课堂”教学系统软件平台，采用智慧教学系统。如今需要进一步加速开发研制能应对多个语种、板块布局更为合理、链接跳转更为灵便的更具创新性的汉语国际教育网上线上资源。

李丽青：后疫情下的汉语国际教育的发展

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给全球各国的各个行业造成了不同程度地冲击，全球的经济发展、政治格局、文化交流、教育变革等等都将会受到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汉语国际教育是一门面向国际社会的专业学科，在新冠疫情的浩劫中同样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机遇。

笔者认为汉语国际教育所面临的挑战主要体现在三大方面：第一，新冠疫情在全球暴发和蔓延对全球各国的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此次疫情将会带来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全球衰退。这意味着各国的财政收入和人民收入减少，进而导致对汉语学习的投资减少，这无论是对国外的孔子课堂孔子学院或相关的汉语培训机构的经营还是对国内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培养的师资就业都将造成巨大影响。第二，疫情期间，国际社会上大量关于“病毒来源中

国”的言论引起国际社会上部分国家和部分人民的“反华情绪”，中国被“污名化”，国际社会关系紧张，将导致国际交往减少，各国对汉语学习的需求也将骤减。第三，中美贸易战以来，欧美国家认为“汉语学习”是一种“文化入侵”，是一种“异质文化的困扰”，陆续关掉孔子学院，加上疫情所引发的“反华情绪”给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更是恶化汉语学习的国际环境有了可乘之机，这就导致汉语学习者降低汉语学习的动机和认同感。第四，疫情使得各国采取短暂性的“闭关锁国”政策，对汉语教育模式、教育观念和教育技术呈现新的要求。笔者认为，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语言及中国文化的认同感，这是解决对外汉语教学得以持续进行的迫切问题。那我们如何才能增强这种认同感？

首先，中国的有效“抗疫”举措取得了全世界人民的赞赏，并发挥大国友爱精神大力援助其他国家战胜疫情，展现了大国的责任和担当。因此，我们要发挥余热，把我们的“抗疫故事”“抗疫经验”分享给世界人民，并充分挖掘成功抗疫背后的制度优势和文化优势，从而提高世界人民对中国的认同感。

其次，面对国外“异质文化”论，现今我们的海外汉语教学应专注语言教学为主，淡化文化活动，尊重文化差异，尽量避免文化冲突，有利于缓解舆论压力。

再者，基于中国卓越的抗疫成绩，相信不少海外人士对中国的医疗技术是有极大信心的，因此我们可以向世界分享我们先进的医疗技术。再结合我们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学科发展，我们可以转变我们以往“汉语教学+文化教学”的观念，针对对我国医疗技术感兴趣的人员，设置为“汉语教学+医疗教育”的课程体系，进而发展为“汉语+职业技能”的一系列教育，这也就为海外汉语学习者因为学习中文而打开了一扇就业前景之门。这是基于学习者的知识需求出发的一种创新性的汉语教学模式，同时也将加强各国的职业发展融合与国际交流。这也在根本上提升了汉语的实用价值，提升汉语的国际声誉，发挥汉语在国际语言生活中的作用。

最后，在疫情期间，面对复杂的疫情形势，我国坚持“停课不停学”教育理念，教育模式转为线上教学，为教育的发展走出了一条“新路”，也为其他受到疫情影响的国家提供了教育借鉴。这不是一条短暂的“新路”，这在客观上推动了现代网络技术与汉语教学相结合，为汉语教学提供了新型的教育模式。一方面我们应该积极探索线上线下“双轨”并进的教学模式，开发更符合师生需求的数字化教学资源，以为数字化教学成为未来教育的主流做好充分准备。另一方面，这也极大丰富和创新了了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发师资队伍的培养内涵，面对如此严峻的新形势，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培养的师资队伍应具备较高的数字化信息素质、网络技术运用于教学的意识和能力。因此，我们要加强对外汉语教师的在线教学技能，帮助对外汉语教师掌握教学平台的使用方法增强线上教学的设计能力。

要做到以上把汉语教学与职业教育结合起来，把科技信息元素与汉语国际教育结合起来，这就要求我们得具有一批专业性的师资队伍。这个师资队伍一是指面向海外学生学习汉语的教学师资队伍，二是指培养汉语教师的师资队伍。

从海外汉语教学的师资队伍来看，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培养方案应更加完善。以往汉语国际教育是侧重于培养学生的具有扎实的汉语基础知识，有较高的人文素养，具备中国文学，中国文化、跨文化交际等方面的专业知识与能力，以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熟练技能和文化传播的良好技能，能适应汉语国际推广工作，并能胜任多种教学人文的应用型、复合型、国际化的高级专门人才。从理论上讲，这个专业定位是明确的，如果孔子学院能够在世界各地有序地开展，学习汉语的生源数量不断攀升，那么这种专业定位和人才出口是不成问题的。但是现在的客观事实却不是这样，孔院数量的骤减便是有利的证明，同时该专业培养出来的学生不仅在国外就业市场失去优势，在国内也面临着尴尬的境地。说到文学素养不够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强，考公务员的学科限制也阻碍该专业的学生的就业。所以面对这种情况，笔者认为一方面要加强该专业的“固本强基”，加强本专业的语言教学、文学素养教学和中国文化教学，这样培养的师资同时具备国内国外教育行业的优势。另一方面也应凸显该专业的特色与实用价值，实施“汉语+”改革，培养的师资队伍由传统的语言文化教师向专业化、全能化的教师转型。例如“汉语+外语”、“汉语+互联网技术”、“汉语+职业教育”等。这体现了跨学科的交流与对话。

总之，面对国际环境变幻莫测、复杂多变的形势，汉语国际教育专业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是并存的，我们应主动谋划，积极转变、创新国内国外的教学模式和教育理念，构建更加开放更加包容更具有适应性和可持续发展性的汉语国际教育专业。

贺岩：后疫情时代对外汉语教学的具体措施

在前疫情时代，我们关注的问题主要有：1.对外汉语教学的发展总体呈现出什么样的局面？2.有多少所孔子学院？有多少所其他相关的办学机构？他们的招生情况如何？3.教学情况如何？学生的学习情况如何？学生毕业情况如何？学生未来发展如何？

在后疫情时代，对外汉语教学所面临的新问题主要有：

1.目前新冠疫情仍然呈不断扩散之势，各国都加紧出台了一系列防疫措施。这次疫情对各国市场经济的冲击较大，传统的线下对外汉语教学模式自然也无法独善其身，被迫转移到线上教学。

2.随着新冠疫情的加重，各国关于汉语教育的相关政策也将不断收紧，很多孔子学院被迫关停，对外汉语教学机构的招生问题迫在眉睫。

3.相当一部分学生反华情绪高涨，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非理性地将新冠疫情的源头指向中国，从过去的不认同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发展为抵制中国文化、抵制汉语。

4.在新冠疫情防控方面，由于政治、文化等各种原因，在疫情初期，西方国家的普通群众普遍排斥戴口罩的做法，政府也缺乏正确的宣传和引导，人们对疫情的防控意识整体不够重视。而中国所采取的防疫模式，西方国家因其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等不同，似乎很难直接效仿。“中国模式”的做法往往被扣上侵犯人权的帽子，由此也可能带来更多对中国的负面情绪，从而降低了对汉语学习的热情。

针对以上问题，应该采取以下具体措施：

1.规避问题，正确引导。一是规避政治意识形态问题；二是规避疫情的源头之类的敏感话题；三是把疫情防控的正确思想作为例句、课文等引入到课堂教学中，多从积极的、正面的角度讲解中国的疫情防控。

2.针对初级学生，可以在生词讲解时引入疫情防控的宣传标语，如“洗手、漱口、戴口罩等”。

3.针对中级学生，可以在讲解语法点时，引入疫情防控相关的句子。如讲解动词的重叠式，可以将“洗洗手、漱漱口、戴戴口罩、开开窗户”等作为例子。再如讲解“把”字句，可以将“小王把口罩戴上了”等作为例子。

4.针对高级学生，可以将中国的疫情防控优秀事迹新闻稿、人物传记、宣传标语等作为阅读课文，融入读写课的教学中。

邓俊峰：后疫情时代对外汉语的“教材外交”

2020年新冠肺炎席卷全球，疫情蔓延给国际形势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基辛格称，新冠疫情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托马斯·弗里德曼更表示，可以把全球历史分为新冠疫情前时代和新冠疫情后时代。在这次历史大事件中，每个人、每个行业、每个国家都将面对疫情的冲击，难以独善其身。为有效应对疫情，许多国家采取了关闭学校的防疫措施，教学模式从线下学习为主转向线上学习，教育生态发生了改变。这种改变也给国际中文教育带来了长期影响和挑战。目前看来，面临的主要挑战包括中文教师的信息素养亟待提升，数字化教学资源建设亟待加强，传统的教育教学模式亟待改革，现行的教学管理模式亟须创新等。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国际局势的紧张导致国家之间的关系越发复杂。这就需要我们想出一个关键的应对方式。笔者并不认同“反华”这一概念，因为这里面涉及一些政治和经济上的误解和混淆。反而，这需要我们思考我们是否“过度紧张”，甚至“极端排外”。

这里主要从“教材外交”的角度讨论对外汉语的发展，如何从中国自身角度，发展对外汉语，发展外交。为达到此目的，我觉得当今迫切需要编写两方面的文化教材:

一是《中国历代对外交往、交流史话》，让国外读者特别是年轻人从中看到中国在对外交往上一直是一个和平使者。汉武帝年间张骞出使西域也好，唐代贞观年间高僧玄奘去西天印度取经也好，大唐僧人鉴真和尚东渡日本也好，明代永乐年间三宝太监郑和七下西洋也好，带去的是中国的物品和文化，以及中国人的友好情谊，带回来的是亚欧及非洲各国的物品和文化，以及那些国家人民的友好感情。提取历史文化中的友好交流部分作为教材的内容，是后疫情时代下利用教材发展对外汉语文化交流的必要手段。

二是编写自我反思和自嘲的内容。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想获得世界对自身的尊重，必然要进行自我反思。例如，2012年伦敦奥运会开幕式上，第二篇《黑暗的撒旦磨坊》上演了一段以罂粟花作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思桥段。笔者认为，在后疫情时代下，针对疫情带来的创伤，本国更需要反思自身，达到世界和解的地步。教材编写上就可以侧重中医汉语以及疫苗研究的真实真诚情况。这样，既体现了中国当代的“大国形象”，又潜移默化地输出了中医文化，并且加强了中医、中药在疫情时代下以及后疫情时代下的关键作用。

在此情境下，重要的是要保持外交定力，对汉语国际教育事业要充满信心。语言是思想、文化的载体与容器，是信息沟通的工具，是情感交流的渠道。海内外中华族群的存在与繁衍，是人类重要的“助群力量”;中华传统文化的弘扬与现代文化的创造，是人类可享用的一泉智 慧;有此助群力量，有此智慧涌泉，汉语就是世界所需要的，就有传播价值。

综上所述，后疫情时代下对外汉语的发展最关键的手段就是编写既有民族自信心，又有反思内省的教材。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纲领进行发展。

吴洁：研制简明汉语以语言服务社会

“新冠”疫情突袭而至，来势汹汹，是百年来全球发生的最严重的传染病大流行，对各国人民造成了灾难性打击与伤害。抗疫，是一场旷日持久战，没有呐喊，没有硝烟，却惊心动魄。汉语国际教育人无法白衣为甲，奔赴前线，但一定不忘使命。这项使命在于讲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也在于服务社会。后疫情时代到来之际，复盘反思，笔者认为，进一步深度研究发展简明汉语是社会所需。

早在1918年，William Strunk就在其出版的The Elements of Style一书中提出一种以读者为中心，运用少量单词、简易语法，直截了当的表达方式向受众传递信息的英语，即简明英语（plain English），以满足语言的经济表达需求。起先，多用于理论文体及应用文书。近年来，普及型简明英语学习资源层出不穷，为没有接受过系统英语教育的人们在英语国家的生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构建起英语二语者与英语母语者的共通语。而日本简明减灾日语也颇具影响力，在地震等自然灾害的应急与救援中发挥不可小觑的作用。

抗疫期间，北京大学李宇明教授、汲传波教授意识到简明语言的重要性，提出“简明语言援助可以在危机时刻挽救生命”，就我国在语言服务方面相对落后的状况，集结一众专家学者，联合北京语言大学语言资源高精尖创新中心，编纂《疫情防控“简明汉语”》，于3月12日在教育部官网线上发布，旨在为有一定汉语基础的在华外国人提供疫情防控相关信息。《疫情防控“简明汉语”》制定了一套科学的词汇和语法简化标准，比如：专用词汇改为日常词汇，抽象词语要做举例说明；长句变为短句，一句话提供一个信息，否定形式改为肯定形式，避免使用双重否定、反问句、设问句、感叹句。

历经八个多月艰苦卓绝的斗争，我国抗疫取得了重大战略成果，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而《疫情防控“简明汉语”》对我们仍存有重要的启发性作用。全面的简明汉语的研制有必要提上日程，既为在华外国人应急援助所用，又面向在华外国人的语言生活以及全球汉语学习者入门。

简明汉语有应急版、教育版、政务版和机器版等四个子类。《疫情防控“简明汉语”》就属于应急版。“新冠”病毒的传播是不可预见的，但防控语言能未雨绸缪。或许我们不必每一次都匆忙上阵，而是整装待发。将应对传染病、自然灾害、意外事故等注意事项及应对措施的简明汉语研制出来，并设定为官方语言的一种，特别是紧急事态发生时，以简明汉语发布公告，不仅便于在华外国人理解或使用机器翻译，以最快的速度做出反应，也为本国人争取了黄金时刻。应急版与政务版是相辅相成的。再说教育版简明汉语，既是“简明”，则不一定要按语言要素编排，而是直观地从使用者实际所需入手，选用最简易明晰的话语为素材。系统地掌握一门外语的语音、词汇和语法并不是一件易事，但会说和听懂一些特定情境用语却不难。教育版简明汉语为汉语零基础的在华外国人提供交际上的便利。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书面材料不一定是唯一的依托。简明汉语产品可分题材制成系列短视频，将时长控制在2-10分钟使受众在有限时间内获取关键信息或是完成一次小主题学习。

疫情之下，我国毫无保留同各方分享防控和救治经验，尽己所能为国际社会提供援助，为全球抗疫贡献了智慧和力量，相信将会有更多的人希望了解中国。致力于简明汉语的研制，以最迅捷的方式拉近彼此的距离。

参考文献

1.崔希亮《汉语国际教育的若干问题》，《语言教学与研究》2018年第1期.

2.崔希亮《全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的汉语教学》，《世界汉语教学》2020年第3期.

3.李宝贵《“后疫情时代”，国际中文教育如何转型？》，《人民日报（海外版）》，2020年7月3日.

4.李宇明等《“新冠疫情下的汉语国际教育：挑战与对策”大家谈（上）》，《语言教学与研究》2020年第4期.

5.陆方喆《后新冠疫情时代的汉语国际教育：挑战与应对》，《国际中文教育人才网官网》.

6.陆俭明等《如何在新冠疫情下确保国际汉语教学继续蓬勃发展之我见——亟需让国外民众真实了解我们的国家》，陆俭明等《“新冠疫情对国际中文教育影响形势研判会”观点汇辑》.

7.陆俭明等《“新冠疫情下的汉语国际教育：挑战与对策”大家谈（下）》，《语言教学与研究》2020年第5期.

8.宁继鸣《孔子学院研究年度报告》，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

疫情后的快学汉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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